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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互联网大厂圈养的年轻人:白天小资,夜晚合租屋排队洗澡

1

靠在人手一把的人体工学椅上,杨磊时常回想起几年前租住在北京像素小区的日子。东五环外的地界,和现在工作的西二旗隔着四十多公里。那时候,身边到处都是搞传媒和艺术的人,小网红、小演员、小摄影师、小编剧……与他擦肩而过的命运交叉重叠。这让杨磊觉得新鲜,他喜欢这种错落的感觉。那里自成一体:火锅、烧烤、咖啡厅、健身房、美甲店……即使不出小区大门,生活照样活色生香。

人间烟火气。某个夏天傍晚,夕阳把天空涂抹成金黄色,泰迪在楼下草地奔跑,他跟在后面追。

现在,那样的日子已成往事。生活的很多内容都被公司承包了。他被未来风格的设计曲线所包围,阳光透过巨大的玻璃窗斜射进来,空旷的大理石地面,洁净明亮,同事们踩在上面,能听到清脆的响声。

造型各异的写字楼,将后厂村切割成各自封闭的独立王国。这里的每一栋大厦,都是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,自成一体。吃饭、喝咖啡、休息、娱乐,如果你愿意,不出公司大门,它满足你的一切生活要求。

生活正在一点一点定型。统一的模式、规范,杨磊的活动半径,逐渐缩小到以公司为圆心的五公里左右。出口是一个睡前的小习惯:躺在床上刷微博同城,看看附近的人在同一时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

夏末的毕业季,有个北大的女生发了一条视频。凌晨两点,少男少女们还围坐在未名湖畔唱歌,配文“转眼我们就各奔东西”。杨磊觉得,青春简直太美好了,他们有崭新的未来和无数种试错的可能。

杨磊看到附近的人开始发:“北漂第一天,我太难了。”配图是一张合租的小卧室,简陋的床板、一张桌子、一个衣柜。“比我当初住的还好一点呢。”刚来北京时,他住在不到十平米的地下室。没有窗,只有一张窄窄的单人床,墙皮一碰就扑簌簌地往下掉。“那时候年轻,这些仪式感的东西得做足”。但杨磊从未感觉到贫乏。

很多年以前,他还是个love折腾的人,撺掇几个要好同学一起,用爸爸给买的索尼手持DV琢磨拍出了一部小短片,还拿去参加北京大学生电影节。那时候,一切都是不确定的。人生似乎有很多选择。

但前两年,杨磊卖掉了自己的相机,佳能5D2,当时热门的专业机。“我觉得我对它的热情开始降低,那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可能持续不下去。我就不去想它了。因为我有时候看到相机在这儿放着我就觉得有点难受,有点可惜。”

来互联网大厂三年,杨磊似乎越来越不太愿意主动社交了。要凑齐一桌互联网朋友们的聚会太难,大家不是在加班,就是嫌路程太远,太折腾。“进城”一趟变成奢侈。被放鸽子数次后,大家一致决定,以后有什么事在微信群里说就好,最后干脆“全都弄成线上的聚会算了。”

杨磊把八年前拍过的那个短片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,“原来以前的我还是很有梦想的人。”故事里,一个小男孩在日记本上写:“我长大了要去北京,带爸爸妈妈去故宫、去长城,在北京给他们买一套大大的房子……”

那段日子离他有些遥远。他按灭手机,睡着了。

被互联网大厂圈养的年轻人:白天小资,夜晚合租屋排队洗澡 移动互联网 第1张

杨磊八年前拍摄的短片片段

2

凌晨三点,赵晓曼蹑手蹑脚地摸进房门,同住的室友已经睡着了。她坐在书桌前,不敢开台灯,白色的电脑背光映在脸上,她开始写今天的工作小结:0728工作日报: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

“有时候脑子会发懵,我今天到底干了什么?想不起来的样子。”按下回车键,赵晓曼觉得自己也快要没电了。洗漱完毕,她躺在床上,空调咔哒咔哒的声音响得人心烦,她爬起来吃了两粒褪黑素。戴上耳塞,终于睡着了。

临近毕业的那个夏天,赵晓曼好不容易拿到一家互联网大厂暑期实习生的offer,她所在产品岗位的报录比极低,拿到这个offer,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了互联网大门,她开心到每天眼睛里闪光。

赵晓曼为此感到骄傲。她刚二十出头,野心正胜。一切都是铺陈开的崭新生活:离自己梦想中的成功职业女性更近一步了。可是最近,赵晓曼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笑过了。

入职第一天,电脑组装出了问题,她向隔壁桌的同事求助,同事抬头回了一句“啊?”又低下头继续敲键盘。“太冷漠了,”每个人都在沉默地忙自己的事。生活被塞得满满当当。海量的工作向赵晓曼涌来,她没有时间去考虑吃什么饭、逛什么街,生活围绕着公司和出租屋两个中心点旋转。

十二平米一间的小次卧,赵晓曼和新认识的同事合住一张1.5米的双人床,房租平摊,每人1500元。刚搬进来时,两人兴致勃勃地在淘宝下单了几串星星灯装在窗帘上,一闪一闪的,“特别梦幻”。但随着各自的工作量越来越大,她们几乎没怎么见过面、说过几句话了,通常是赵晓曼下班回家后,舍友已经睡着了。

连续三天了,赵晓曼看到有一个男生支了一张行军床,在公司过夜。旁边放着一双人字拖。公司有茶水间、零食架,健身房能洗澡,甚至还有洗衣房和晾衣架。赵晓曼加班到凌晨三点,想着要不自己也试试在公司凑一晚算了。

她在工位旁撑开躺椅,戴了眼罩躺上去,“可是我发现我躺在那儿一直睡不着,脑子里还在想着工作的东西。”明明身体已经很累了,赵晓曼的脑子仍然在嗡嗡作响。这种压力是无形的,无孔不入,她没办法将工作和生活分离。她担心自己整夜失眠,还是决定回家休息。

公司到住处不远,步行大概要十五分钟的样子。赵晓曼壮着胆往回走,街上没有人,只有孤零零亮着的灯,她越走越快,回家后坐在椅子上喘着气问自己,“要这样吗?也不过是一个拧螺丝的工作而已,要这么拼命吗?”她感觉自己正在慢慢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,“但是机器人也是要充电的啊。”

三个月里,赵晓曼部门里的同事走了六个。领导“慌了”——她这样理解——,有一天在工作群里发消息,“今天我们组织一个无加班日,大家到点之后全部回家吧。”赵晓曼简直太开心。

出了公司大门,她录了一个30秒的小视频,她和同事对着镜头欢呼:“天还亮着,我们竟然下班了!”除了那一次,赵晓曼没有在天黑之前下过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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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后厂村,墙上时针已快指向凌晨两点

3

工作的第二个月,赵晓曼养成了一个“不太可以的”习惯,每次一到周末,不管是谁组的什么局,只要有酒她都要去参加。她不停地喝酒,讲很多话。野格,兑一点红牛,加很多冰块,赵晓曼一个人能喝大半瓶。只有这样的微醺状态,她才能暂时不用时刻不离地盯着微信的对话框,任由消息提示的红点数量不断上涨。有一次她喝大了,被朋友扛着送回家,嘴里一直嚼着一句话,“是我不够努力,是我不够好。”

如果不把手机静音,宿醉的第二天早上,即便是周末,赵晓曼也一定会被leader的几十个电话叫醒——“是几十个哦,我没有夸张。” leader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微信大群里艾特她,“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把锅甩给我了嘛。”

她觉得自己还不如制造工厂里流水线上的女工。下班后,厂长不会打电话发微信叫你回到机器前。但现在,只要手机一响,上司的一句话,不管在干嘛,她必须得翻开笔记本开始工作,赵晓曼感觉自己的时间被榨干了。

“这个需求改好了吗?二十分钟后给我可不可以?”赵晓曼又在催开发端的同事了,她没有办法,她必须把需求抛出去,才能勉强躲避leader一次又一次催促,直到同事直接拒接她的电话。“我一直觉得催别人是非常讨人嫌的,但是没办法,这里好像所有人都在逼着你往前走。”说完,赵晓曼猛然发现,自己变成和上司一样的人。

不止一个男孩追赵晓曼。一个小她两岁的男生,成天有一搭没一搭找她聊天,每时每刻都要问她在干嘛。时不时还发一些土味情话:“你知道为什么我没吃饭就饱了吗?因为你秀色可餐。”赵晓曼感觉自己要窒息了,她联想到工作时不断被上司push的感觉,她想逃得越远越好,朋友说她患上了工作PTSD(创伤后应激障碍)。

社交活动也被挤压的越来越少。那段时间,唯一的社交仅限于在公司茶水间里和同事聊天。明明在同一个城市,赵晓曼和之前的朋友们却好像有了时差,没法好好聊天。“一两点我才下班,我下了班之后给朋友发个消息,睡了吗?那人家肯定睡了呀,大半夜谁跟你聊天啊。”

有段时间,赵晓曼习惯了每天下班去小区后街上买卤味,一个阿姨推着小车出来摆摊儿,卖豆皮、鸭爪、火腿肠、鹌鹑蛋之类的小吃食。阿姨总冲赵晓曼笑,还一边说着她听不懂的方言,她抬头问笑什么呀,阿姨害羞地缩着脖子笑着说,“你长得好像我女儿。”

赵晓曼觉得自己像一条缺氧的金鱼,只有在经过这条街的时候,她才能探出头,好好地喘口气。后来连续好多天,赵晓曼都没见着那个阿姨,还以为她不出来摆摊儿了。后来才反应过来,原来这些天自己都是凌晨一点多下班,阿姨早就收摊回家了。

另一个排解方式是疯狂在网上下单买衣服。大大小小,三个月一共下了84单,合适不合适的都买。有的时候拆开还没试穿,只比划了一下就丢在一旁,然后叫快递员早晨九点半上门取件退掉。因为“这样第二天就能起得来床了”,这是她特殊的叫早方式。

赵晓曼从来很少哭。有一次,合作客户催得实在太紧,赵晓曼没来得及跟出差的leader商量,提前跟客户说了自己的方案。leader听说后立马打电话过来,那种语气,“让我感觉下一秒她就要从电话里冲出来了。”赵晓曼蹲在厕所的隔间里,小心翼翼地哭出了声。

啪,绷着的弦断了。

4

这阵子,姚南陆续给自己原先的电脑装上7000块钱的显卡,配上4k显示器,接上下载速度30M/s的网络,插上32个G的内存条和6个T的硬盘……但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完整的周末,他静静地坐在31寸的4K显示器前,一个游戏也不想玩,“完全找不回童年时对着一台破电脑偷偷玩游戏的快感。”

从英国留学回来,姚南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策划,这份工作需要不断掏空自己。姚南很早就明确地知道,自己不喜欢什么工作,小时候,他看见公交车司机或者超市售货员,他就觉得这辈子一定不要成为那样的人,“没有任何诋毁的意思,因为我觉得那样的工作太机械了,不适合我。”

在互联网呆着、不断地创造新的东西,是他工作中一个最大的乐趣。“当你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,最后能够做出一些作品的时候,哪怕你只有一两个观众,或者是打动多少人,就是很可以的一个回报。包括我自己也会对着做出来的那个东西欣赏很久。”这是他真切感觉到工作价值所在的时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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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公司下班的年轻人 图 | 视觉中国

不是没有遇到过难缠的客户和上司,姚南的应对方法是暂时把手机放在远离自己视线范围内的地方,去洗手间洗把脸冷静一下,在心里骂一句“傻X”。

生活的空洞感偶尔会突然来临,姚南有自己的方法对抗虚无。打游戏是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,即使这些快乐仅仅来源于一些很短暂的片段,“比如说玩游戏几百个玩家,大家都互相疯狂嘲讽,只要我赢了,我就嘲讽你,那我就觉得很快乐。”

他沉浸在游戏设定的情境里,花一整天的时间研究希腊神庙的建筑模型,这并不能给姚南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或意义。但他觉得可以暂时进入到另一个时空,“这就是我的快乐,这就足够了。”

比大多数互联网大厂的人稍微可以的一点是,姚南在家人的支持下,买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。房贷虽然花掉大部分的工资,但他仍然感觉到心里踏实。烘干机、洗碗机、硅藻泥吸水地垫,姚南会买各种各样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,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“工作已经把你消磨成了那个样子,回家后就只想舒舒服服地‘葛优瘫’。”

最近,姚南养了一只美短猫咪,他在朋友圈发:“养猫真香”。早晨起床,睁眼看到小猫咪窝在床头,和自己背靠背,他感觉“心都化了”。小区附近的公园里,大妈们在跳广场舞,大爷们摆了一桌象棋,小孩子们到处跑来跑去,姚南感觉生活鲜活可love。

5

后厂村附近的小区:菊园、唐家岭新城、友谊嘉园、融泽嘉园、小牛坊……林夏美吐槽,“真的是鸟不拉屎的地方”——去最近的地铁上地站要坐一个多小时公交车,路上会经过一条长满杂草的河道。小区对面的北京城乡·118生活超市,是她在附近能找到的最大的购物商店。餐馆就更别提了,田老师红烧肉、晋汉子面馆,算是改善日常生活的“美食”。

她时常会觉得恍惚。白天,她在全中国年轻人最多、想法最丰富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与同事讨论爆款策划方案。晚上,生活翻转成完全不同的另一面,她回到这个到处是退休老年闲聊遛狗的小区里,关上合租房的门,边刷手机边等待着卫生间的室友洗漱完毕。她租住的这套房子,一共住了六个人。

出行不便、生活匮乏并不能消解张轶男对西二旗的热love,他非常乐意称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村民。大厂完备的体系让他对这里有很强的归属感,“像大学一样,吃喝拉撒都能在公司解决。”在张轶男眼里,西二旗粗糙而崭新,这里汇聚了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。

刚换工作来后厂村的头三个月,徐岚还是保持着每周末回海淀黄庄逛街吃饭的习惯,食宝街眼花缭乱的小吃是生活的最好调剂。但是没多久,这种“惯性”渐渐消磨,徐岚的周末也基本就在五彩城、华联这两个商场转一圈,后厂村是出了名的美食荒漠,玩耍休闲的地方就更别提了。唯一的周末活动变成了去农大打网球,因为最近她感觉成天在工位坐着,“再不锻炼身体要出问题的。”

杨磊的职业经历从未与互联网脱离关系。他遇到过带着员工创业的热血老板,坚信VR将是内容的新一代呈现形式;也曾经历过互联网泡沫满天飞的时代,互联网的风口换了一个又一个,杨磊被这股浪潮推着往前走。

刚换工作时,他住在离公司四十多公里的通州,通勤时间大概要两个小时。早高峰时候的地铁站,人群像沙丁鱼觅食一样涌入小小的车厢里,每到一站,上来的人就更多一点。人群一层一层地贴在杨磊身上,他的脑袋一片空白。出地铁,到公司还有两公里,他必须眼疾手快地抢一辆座椅把手和链条全部完可以的共享单车,骑行十五分钟到达公司的大门口。

被互联网大厂圈养的年轻人:白天小资,夜晚合租屋排队洗澡 移动互联网 第4张

北京,西二旗地铁站人潮涌动

他经历过危机。来得凶猛突然,当时那家公司部门整个被裁掉。有两个多月失业的时间,失眠也不可避免找上来。杨磊在网络电台上开了一个直播间,很多个无法入睡的夜晚,杨磊准时和一帮没睡的夜猫子们“尬聊”,他们失眠的理由各不相同:失恋的、考砸的、家人生病的……他发现原来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跟他一样失眠的人。有人一起交换分担,生活好像也变得没有那么难以忍受了。

*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。

来源: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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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绿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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